简述朱熹对德礼与政刑的看法。
在德、礼、政、刑的关系上，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思想，对孔子提出的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，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”进行了系统的阐发。他说：“愚谓政者，为治之具；刑者辅治之法。德礼规所以出治之本，而德又礼之本也。此其相为终始，虽不可以偏废，然刑政能使民远罪而已。德礼之效，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，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，又当深探其本也。”这里的“政”，“谓法制禁令也”，即法律制度和法律。朱熹在论述德、礼、政、刑关系时，有几点值得注意。第一，德礼为本，政刑为末，但它们在本质上、目的上是一致的。第二，在德与礼之间，应以德为本，以礼为末。他认为德是礼的依据，礼是德的保障。第三，就政(法制禁令)与刑的关系来说，政是统治的工具，刑是辅助统治的方法。朱熹对二者分得很清楚。第四，重视道德礼义的感化作用。他认为，法度禁令只能“制其外”，而“道德齐礼”却可以格其心。因此，必须对人民不懈地进行道德礼义的教化，使他们“有耻而格于善”，逐渐革除“人欲”，恢复“天理”。由此可见，朱熹的德礼政刑说虽然是以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论为基础，但对它作了更细致的分析和阐释，显得更缜密而完整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