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述王夫之对“任法”弊端的阐述
（1）首先，“任法”不能保证所任之法是善法。事实上，法有善不善之分。法家认为，“法虽不善，犹逾于无法”王夫之对此不同意，认为施行恶法之治，其害远过于无法。恶法之害，“民心离，士心不附，上有余怨，下有溢怒，国家必随之以倾”。其实，在“任法”之下，所任之法绝大多数是恶法。在王夫之看来这两个原因：一是任法之目的在于“人主安”，希望的是“乍劳长逸”，因此难免不流入申、韩一途。人君之任法，多是一种“人主安而天下困”之恶法。退一步说，即便其所任之法为善法，那随着时间、环境的变化，原来的善法也会日久弊生，变成恶法。“法虽善，久而必有罅漏矣，就其罅漏而弥缝之，仍一备善之法也。即听其罅漏，而失者小，全者大，于国民未伤也。妄言者，指其罅漏以讥成法，则必灭裂成法而大反之，歆之以斯须之小利，亦洋洋乎其可听矣。不知百弊乘之，蠹国殃民而坏风俗，此流毒于天下而失民心之券也。”此乃“任法”所不可行理由之一。（2）其次，普遍性的法不足以应对差异性的事，所谓不可“立理以限事”也。王夫之以杀人为例来说明了此问题：虽然从表面上看都是杀人，但其所以杀人的具体情形则千差万别，有长期怀恨在心因势利便而杀人的；有双方相斗而杀人的；有激于一时愤怒本无杀心而杀人的，如此等等。如果不问这些具体情形差别而一律以客观之杀人而定罪，则显失公平；而这类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形，又不是“法”所能应对的。（3）最后，法的相对稳定性不足以应对社会中具体事情之不断变迁，有限的法条永远不可能穷尽人事变化。“夫法之立也有限，而人之犯也无方。以有限之法，尽无方之愿，是诚有所不能该矣。于是而律外有例，例外有奏准之令，皆求以尽无方之愿，而胜天下之残。于是律之旁出也日增，而犹患其未备。”在王夫之看来，如果要强使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法来适应变动不居的人事，那必然导致法外生法，律外生例，法律越来越繁杂琐碎。法律一杂琐碎，那就会被胥吏等操纵，从中渔利为奸。（4）综合上述三点原因，显然“任法”不足以为治。既然单纯的“任法”不足以为治，黄老、申韩之说不当作为治国之指导思想也就顺理成章了。“任法”既然不可行，那并不一定意味着“任人”的效果就更好。其实，在王夫之这里，他认为，“任人”的效果和“任法”比较固来好很多.
